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文明的线索 ...
文明的线索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是由于发明和想象，与真实相互重叠的缘故，所以在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间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了混合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思路和逻辑。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无法认知而又必须认知的物自体。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是靠不住的，就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体系中间加以排列组合，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而你排列和运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意义，否则如果你肯跳出你的体系，重新设计一个体系的话，将原有的史料打碎了重组一下的话，马上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一般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因为他们终生都不会超出自己所掌握的那一点碎片史料的范围，在那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他不一定考虑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他不会去考虑建筑整个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同样是那样一堆，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面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那么答案应该是，“真实的面貌”是不可信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它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你可以用量子力学原理来看，就是说，观察者本身会影响到观察对象。由于你的观察的存在，使原来的不确定性系统、存在着有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缩，而坍缩以后的系统，将会确定到你事先没有意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态势上面。每一次在接近历史节点的时候，你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会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这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之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格式塔（Gestalt）式的巨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别逐步趋于消失。
我们回顾所谓的华夏，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存在的过程，那么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程。汉语世界的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上的人，也包括南洋在六十年代以后重新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他们的体系是一个层累造成的结果。层累造成的结果中，最深一层是在晚清张之洞时代，在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的西方基本上已经征服了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是其他古老文明之列，然后教育晚清的中学生和刚刚进入新教育的群体，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了，而唯有大清还没有灭亡，大清原有的地位其实跟印度这些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唯有我们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再本着这个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
梁启超把这种说法加以总结，于是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的概念连环体系。有了这套概念连环体系，然后才产生了所谓的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的叙事体系，国耻教育、反帝教育，或者说是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世界体系的种种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例如，现在还有人吵得没完没了，什么抗战、狼牙山五壮士之类的东西，其实它全都在这一个体系之内才有意义，你如果打碎了或者是超越了原有的、这个寿命本身才一百一十年的体系，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我们来回顾人类文明最初的起源。为什么我非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就是因为，一方面，它在实证方面的正确性跟非洲中心论是差不多的，它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实的做法。你要明白，历史解释是有层次性的。首先，所有事实都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而且完全可以解释到立意完全相反。但是，你不能够抹杀或者是推翻已经知道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的学说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的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的事实。从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没有四大文明古国或者是非洲中心论所暗示的那种各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依据。文明明显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
具体说就是，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的那个地方，然后蔓延到两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来蔓延到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中国的地位明显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中国比谁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点。论时间来说，比希腊稍微晚一点，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苏美尔（即两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彻底的多。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谈论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类的那些地窑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像中亚的谋夫（Merv）古城（位于土库曼斯坦）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乌克兰草原的斯基泰（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的文明实体。
如果抹去这些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真实的次序——从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文明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上有两条线索（见下图）。一条线索从两河流域越过中亚，从塔里木盆地渐渐向中原蔓延。这一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许多核心技术，例如战车和祭祀的技术。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车技术是极度相似的，而且这个王朝在它刚刚建立的初期，就是凭着它的战车技术威震周围的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的晚期，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争动员能力，从而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这些事实，如果按照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来说，等于是暗示，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它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优先于其他部族接受了来自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更东方的和四周的各个文明群体占有了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走，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里海、咸海这一系列咸水湖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的气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干旱，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路线也不像现在这样难走。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是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大一些。材料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走了一条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是非组织化的道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缺乏大规模的武士团体和有效率的国家组织。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麓，通过缅甸，通过西南夷，通过红河谷流域和南洋，延伸到巴蜀和长江以南的各山地。我们都知道，在古老文明中，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实际上是瘴夷之地，是最不适合于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很困难，洪水非常频繁。最早的人类居住地，既不是在高地，也不是在低地，而是在相当于半山坡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没有蚊子和疾疫，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就能开发。在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以后，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他们才会从高地进入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的水，把这些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所以在古代，江南、巴蜀这些地区的文明线索，基本上都是从山地向平原扩散，最早的部族实际是在山地的。
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你从浙中地区出土的那些古迹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古迹、同时代的那些古迹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最后，在高古时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的这种文明，在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了北方独占优势的一种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显就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的军事、祭司、贵族团体。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它能够形成人口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组织，足以对物质生活比较繁盛，但是组织能力比较差劲儿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南北方这种基本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间，还有两条线索从远东跳出。我们刚才提到，东亚地区南北两地的文明，其实都是西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两河的：北方是直接通过两河、中亚来的；南方是间接经过印度，然后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传入的。然后传入东亚以后，又有两条线索从东亚伸出。一条线索，可能是陆上或者是近海的，首先形成一个环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一个环北太平洋的文化圈。也就是后来有些人说的是，玛雅殷商的文化共同体。他们的祭祀仪式是极度相似的，把玉器当作一种巫术仪式，而且尤其接近的是有一个神权贵族武士集团，大规模地在祭祀和墓葬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战争中实行极其残忍的屠杀。这是整个环渤海圈和环太平洋共同的特点。我们在殷商墓当中看到的那些特点，其实也适用于阿兹特克人，在美洲保存的时间，也许比在太平洋西岸还要保存得更久一些。
另一条线索则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从海路，渐渐迁移到太平洋各岛。最后，今天这个语系的主要后代已经是位于从太平洋到马来亚到马达加斯加这一线，而在大陆留下的就很少了。他们迁移的动机到底是简简单单的生态学的原因，就是说一个群落会自动地向人口较少、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去自动迁移，无需有意识驱迫，还是因为在大陆上遭到其他族群压迫，现在还不好说，也没有充分证据。但可以肯定就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族群结构，比现在要复杂得多，仅仅是殷商这一隅，现在发现的许多骨骼就包括很多按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讲不属于黄种人的东西，有红头发的、身材很高的、像巨人一样的种族，也有身材非常矮的种族。
殷人，从他们的甲骨文造字法来看，似乎不大把这些体质上跟他们相差甚远的部族当作人类。不要说别的，就是建立齐国的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是一个类似绘图的文字，它不是像现在经过简化以后，变成一个象征性的结构，它画出来的图像，就是一个怪物一样的形象，像希腊人所描写的半人半马一样，羌人就是一个半人半羊的形象。而他们在祭祀中，经常出现这样可怕的记录：今天的祭祀，杀了三十头牛、二十头羊和四十个羌人。考虑到祭祀以后的祭肉，大多数情况下是吃掉的，而原始人类也浪费不了那么多肉，几十头几十头的牛羊大概不可能祭祀完就直接扔掉，所以你可以合理地假设，那些羌人弄不好就是跟牛羊肉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了。这一点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考古学证据，但是有一个侧面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殷人在他们的首都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用人和动物的骨头制作各种工具。如果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一起被利用作了工业原料的话，那么骨头上面附带的肉的下场，恐怕也不会比动物骨头上附带的肉的下场要好多少。
这种极其冷酷的对俘虏进行残杀的做法，就可以暴露出当时东亚平原上的人口结构。当时的基因多样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其中有许多种族，因为现在进化论的主流观点解释不了这些东西，经常把它予以忽略，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种从生物学角度来讲都很难解释的特殊种族，以至于在神话中遗留下来许多关于什么防风氏（《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或者其他巨人或者矮人的传说。至于说仅仅是红头发或者是肤色不同，那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别。这个巨大的基因多样性是怎样删减的，怎样形成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在这样一致性比较强的人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是依靠类似种族屠杀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当时的部落规模不太大，而殷人田猎的方式是，对待失败的部落、逃跑不太快的部落，就像是对待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消灭和利用。可以想象，有许多规模不太大的部落，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遭到了灭族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到孔子时代，当时的记载还有很多特殊的传说，说是什么什么太行山境内或者现在大巴山境内的地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巨人族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种族，偶尔作为奇闻异事进入诸子百家的视野。到三国时代，还有些从血统上讲好像应该是土库曼族的特殊人群，有着特殊的肤色和面貌。但是越往后，这些记录就越少。大概到魏晋以后，再出现肤色和面貌跟黄种人不同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中亚、鲜卑或者是西域一带重新阑入的蛮族。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是由于发明和想象，与真实相互重叠的缘故，所以在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间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了混合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思路和逻辑。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无法认知而又必须认知的物自体。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是靠不住的，就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体系中间加以排列组合，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而你排列和运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意义，否则如果你肯跳出你的体系，重新设计一个体系的话，将原有的史料打碎了重组一下的话，马上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一般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因为他们终生都不会超出自己所掌握的那一点碎片史料的范围，在那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他不一定考虑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他不会去考虑建筑整个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同样是那样一堆，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面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那么答案应该是，“真实的面貌”是不可信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它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你可以用量子力学原理来看，就是说，观察者本身会影响到观察对象。由于你的观察的存在，使原来的不确定性系统、存在着有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缩，而坍缩以后的系统，将会确定到你事先没有意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态势上面。每一次在接近历史节点的时候，你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会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这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之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格式塔（Gestalt）式的巨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别逐步趋于消失。
我们回顾所谓的华夏，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存在的过程，那么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程。汉语世界的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上的人，也包括南洋在六十年代以后重新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他们的体系是一个层累造成的结果。层累造成的结果中，最深一层是在晚清张之洞时代，在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的西方基本上已经征服了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是其他古老文明之列，然后教育晚清的中学生和刚刚进入新教育的群体，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了，而唯有大清还没有灭亡，大清原有的地位其实跟印度这些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唯有我们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再本着这个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
梁启超把这种说法加以总结，于是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的概念连环体系。有了这套概念连环体系，然后才产生了所谓的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的叙事体系，国耻教育、反帝教育，或者说是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世界体系的种种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例如，现在还有人吵得没完没了，什么抗战、狼牙山五壮士之类的东西，其实它全都在这一个体系之内才有意义，你如果打碎了或者是超越了原有的、这个寿命本身才一百一十年的体系，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我们来回顾人类文明最初的起源。为什么我非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就是因为，一方面，它在实证方面的正确性跟非洲中心论是差不多的，它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实的做法。你要明白，历史解释是有层次性的。首先，所有事实都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而且完全可以解释到立意完全相反。但是，你不能够抹杀或者是推翻已经知道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的学说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的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的事实。从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没有四大文明古国或者是非洲中心论所暗示的那种各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依据。文明明显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
具体说就是，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的那个地方，然后蔓延到两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来蔓延到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中国的地位明显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中国比谁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点。论时间来说，比希腊稍微晚一点，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苏美尔（即两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彻底的多。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谈论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类的那些地窑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像中亚的谋夫（Merv）古城（位于土库曼斯坦）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乌克兰草原的斯基泰（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的文明实体。
如果抹去这些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真实的次序——从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文明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上有两条线索（见下图）。一条线索从两河流域越过中亚，从塔里木盆地渐渐向中原蔓延。这一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许多核心技术，例如战车和祭祀的技术。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车技术是极度相似的，而且这个王朝在它刚刚建立的初期，就是凭着它的战车技术威震周围的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的晚期，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争动员能力，从而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这些事实，如果按照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来说，等于是暗示，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它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优先于其他部族接受了来自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更东方的和四周的各个文明群体占有了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走，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里海、咸海这一系列咸水湖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的气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干旱，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路线也不像现在这样难走。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是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大一些。材料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走了一条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是非组织化的道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缺乏大规模的武士团体和有效率的国家组织。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麓，通过缅甸，通过西南夷，通过红河谷流域和南洋，延伸到巴蜀和长江以南的各山地。我们都知道，在古老文明中，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实际上是瘴夷之地，是最不适合于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很困难，洪水非常频繁。最早的人类居住地，既不是在高地，也不是在低地，而是在相当于半山坡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没有蚊子和疾疫，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就能开发。在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以后，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他们才会从高地进入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的水，把这些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所以在古代，江南、巴蜀这些地区的文明线索，基本上都是从山地向平原扩散，最早的部族实际是在山地的。
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你从浙中地区出土的那些古迹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古迹、同时代的那些古迹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最后，在高古时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的这种文明，在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了北方独占优势的一种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显就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的军事、祭司、贵族团体。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它能够形成人口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组织，足以对物质生活比较繁盛，但是组织能力比较差劲儿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南北方这种基本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间，还有两条线索从远东跳出。我们刚才提到，东亚地区南北两地的文明，其实都是西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两河的：北方是直接通过两河、中亚来的；南方是间接经过印度，然后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传入的。然后传入东亚以后，又有两条线索从东亚伸出。一条线索，可能是陆上或者是近海的，首先形成一个环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一个环北太平洋的文化圈。也就是后来有些人说的是，玛雅殷商的文化共同体。他们的祭祀仪式是极度相似的，把玉器当作一种巫术仪式，而且尤其接近的是有一个神权贵族武士集团，大规模地在祭祀和墓葬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战争中实行极其残忍的屠杀。这是整个环渤海圈和环太平洋共同的特点。我们在殷商墓当中看到的那些特点，其实也适用于阿兹特克人，在美洲保存的时间，也许比在太平洋西岸还要保存得更久一些。
另一条线索则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从海路，渐渐迁移到太平洋各岛。最后，今天这个语系的主要后代已经是位于从太平洋到马来亚到马达加斯加这一线，而在大陆留下的就很少了。他们迁移的动机到底是简简单单的生态学的原因，就是说一个群落会自动地向人口较少、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去自动迁移，无需有意识驱迫，还是因为在大陆上遭到其他族群压迫，现在还不好说，也没有充分证据。但可以肯定就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族群结构，比现在要复杂得多，仅仅是殷商这一隅，现在发现的许多骨骼就包括很多按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讲不属于黄种人的东西，有红头发的、身材很高的、像巨人一样的种族，也有身材非常矮的种族。
殷人，从他们的甲骨文造字法来看，似乎不大把这些体质上跟他们相差甚远的部族当作人类。不要说别的，就是建立齐国的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是一个类似绘图的文字，它不是像现在经过简化以后，变成一个象征性的结构，它画出来的图像，就是一个怪物一样的形象，像希腊人所描写的半人半马一样，羌人就是一个半人半羊的形象。而他们在祭祀中，经常出现这样可怕的记录：今天的祭祀，杀了三十头牛、二十头羊和四十个羌人。考虑到祭祀以后的祭肉，大多数情况下是吃掉的，而原始人类也浪费不了那么多肉，几十头几十头的牛羊大概不可能祭祀完就直接扔掉，所以你可以合理地假设，那些羌人弄不好就是跟牛羊肉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了。这一点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考古学证据，但是有一个侧面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殷人在他们的首都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用人和动物的骨头制作各种工具。如果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一起被利用作了工业原料的话，那么骨头上面附带的肉的下场，恐怕也不会比动物骨头上附带的肉的下场要好多少。
这种极其冷酷的对俘虏进行残杀的做法，就可以暴露出当时东亚平原上的人口结构。当时的基因多样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其中有许多种族，因为现在进化论的主流观点解释不了这些东西，经常把它予以忽略，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种从生物学角度来讲都很难解释的特殊种族，以至于在神话中遗留下来许多关于什么防风氏（《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或者其他巨人或者矮人的传说。至于说仅仅是红头发或者是肤色不同，那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别。这个巨大的基因多样性是怎样删减的，怎样形成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在这样一致性比较强的人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是依靠类似种族屠杀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当时的部落规模不太大，而殷人田猎的方式是，对待失败的部落、逃跑不太快的部落，就像是对待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消灭和利用。可以想象，有许多规模不太大的部落，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遭到了灭族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到孔子时代，当时的记载还有很多特殊的传说，说是什么什么太行山境内或者现在大巴山境内的地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巨人族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种族，偶尔作为奇闻异事进入诸子百家的视野。到三国时代，还有些从血统上讲好像应该是土库曼族的特殊人群，有着特殊的肤色和面貌。但是越往后，这些记录就越少。大概到魏晋以后，再出现肤色和面貌跟黄种人不同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中亚、鲜卑或者是西域一带重新阑入的蛮族。